时代的尾巴

2015 年的最后一天,我回到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。破产已数年的糖厂正在进行拆迁,怕新年过了,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在这片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与旧的一年告别,心情五味杂陈。老妈说,看到这些图片,往日的建筑和设施纷纷化为废墟,这就是她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!我说,拆了也好,告别过去,迎接新的日子。

我在糖厂出生,一直生活到十二岁。这块地方有种植甘蔗的传统,国家成立后,开始轰轰烈烈搞运动,设立了一大批国营农场、工厂等,这间糖厂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和许多国营企业一样,有过无比的辉煌,之后是无比的黯淡。

在某一届话事人的任期内,国企改革开始,原先的国营变为私人承包,广东、福建等地的老板来到厂里,宣告自己成为新的主人。这种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,没有一人能阻止它衰败的颓势。在新千年的尾巴,也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,糖厂已经被剔除出公有制经济,接盘侠是某家房地产商。糖厂破产后,遗留下来大批生产车间、办公楼、工人宿舍等建筑和设施,需要拆除。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的工作,总是被人嫌弃,晾了也有两三年。时逢海口双创活动,拆迁项目借机启动。当我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来到这,拆迁行动已经进行好几个月了。

糖厂距离镇有两公里,过去这是实实在在的土路,两旁是甘蔗地、木薯地,路面高出两边地基,最高的有半米多。九八年洪灾,洪水淹没到了路面,我和小伙伴们下午放了学,从校门口卖冰棒的老阿婆那里讹了几个塑料袋,走到这条土路,开始抓水面上的蝌蚪。那时候半小时能捞到满满一袋,拿回家养,没几天就长出后腿,蹦啊蹦的。后来被我妈拿去喂鸡,当时气的。

现在的路面则在几年前铺好了水泥,两边靠近南渡江的非法采沙场也无影无踪,对路面最大的破坏消失了。路面行车很平稳,不一会儿就到了糖厂。回想以前三、四年级放学时,因为被老师留下来补课而错过回厂的「小孩车」(糖厂设专车专人接送职工子弟往返镇上的小学读书),自己孤零零走回来,这条土路得走上半个多小时,背着个大书包,当时累的。

回到糖厂的第一印象是很吃惊的。刚进路口,原先一大片空地,用于榨期(每年秋冬季开始,春节后结束)停放卡车的停车场,现在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石灰和沙子,卡车的修理车间和医疗室已经看不到了。再往前走,以前的食堂和职工之家(一间 5 层的楼房,是有着乒乓球桌、台球桌、电视室、图书报刊阅览室等的文化休闲地区)全都没了,马路左边的建筑被拆的一干二净,右边的大部分也都拆干净了。

图片中,这辆停着的卡车后面,曾经张贴着每一天的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海南日报》,还有厂组织的各类事项通知通告,都在这儿发布。红土后面的这片废墟,当时建有 2 层高的办公楼,是文职人员上班的地方。一楼是保安科室、总务科室、财务科室、材料库房室;二楼是电脑室、综合办公室、书记办公室、厂长办公室、会议室等。在我还不会玩电脑的时候,就经常跑二楼的综合室,那儿有每天的报纸期刊,我在那里了解新闻时事,在《红旗》《求是》中接受了孩提时代最早的红色教育。现在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,那么小的孩子,看这类书刊,又能读懂多少呢?自从我在旁边的电脑室里看到印刷用的活字和油墨,学会在 Windows 98 上打纸牌,安装《仙剑奇侠传》后,那间会议室却极少走进了。

从这个角度看过去,那面通知墙上,到现在还在张贴着海报,只是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啦

办公楼前有两颗高高大大的榄仁树,每次结果都会掉下许多榄仁,还有五颜六色缓缓蠕动的毛毛虫。榄仁外壳坚硬,搓掉果皮肉后,在榄仁下面放一块砖石,上面不停用砖块砸,榄仁砸烂后,可以抠出里面的果仁,味道和半熟的大米相似,甜甜糯糯,又夹带生气。因为小时候皮肤极易过敏,这类东西总是小伙伴去捡了、砸了,我就坐享其成。现在想吃也没啦,树太高太大,新千年后某一次台风过境,两棵树倒了一棵。没过两年,又是台风,最后一棵也没了。

我把车停在办公楼旁的礼堂门口。这里也是废墟一片,旁边是幼儿园。

我在这里上了 2 年学,没去过学前班,5 岁去村子里的小学读一年级。幼儿园的老师和员工,基本都是退休的职工,或者职工的家属们。

楼房里面只有两间教室和一间休息活动室。每间教室里有十多个小凳子,没有课桌,没有讲台,学生们没有书包,早上爸爸妈妈上班,就被送到这儿来;老师们也没有课本和教案,空手而来,全靠一张嘴,一支粉笔。上课时,十几个小孩子坐在小凳子上,望着用四五块长条木板钉起来刷了黑漆的「黑板」上的文字。授课的老师用很标准的海南普通话教我们读我爱你中国,我爱你 xxxxx,还有一加一等于二这类知识。学科就两门,识字和识数。一天教两节课,上午一门,下午一门。其余的时间孩子们被领到休息室里,爱怎么玩怎么玩。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,就是冰冰凉凉的水泥地板,夏天躺在上边,舒服的很。

和我同一届的一个小孩子,他的外公是厂里的摄影记者,有一台当时人们看来每个零件都在发光的胶片相机。我们有幸和他的外孙一起学习,也因此拍摄了许多幼时的照片。有在休息室里排排坐着的,有在楼房外面大榕树下玩气球的,有在「大象鼻子」滑梯上拍的。顺便一说,「大象鼻子」有着太悠久的历史了,后面走上去的楼梯都长满了杂草,我们都只在前面滑梯部分玩,夏天时特别滑,谁能从下往上爬的最高,谁就最厉害。

这是通往糖厂北面一个村庄的大路,我们叫它「后村」。那时候这条路上落满了耕牛拉下的牛粪。快过年的时候,我们会在糖厂仅有的两家小卖部买上好多鞭炮,把威力大(相应的引燃时间也会更长)的插在牛粪便中,点上之后,扣上八宝粥的铁罐子,撒开脚丫子,能跑多快跑多快。跑慢了的就等着回家洗脏衣服吧。

路口进去是我的「家」,不是 house 是 home 的存在。左边的小树,再往左就是幼儿园啦。这条路上我和小伙伴玩过玻璃球、打过羽毛球、放过风筝,摔过膝盖。头上的路灯是这条路最后的一个路灯,小时候晚上下了晚修课,回来走到这儿就该拐进去回家了。

当时就生活在这个几十平米的小宿舍里,现在看到欣慰的是,种的发财树没有枯萎,没有被丢弃。这里的一草一木,每一件小小的物品,都能轻易勾起我的回忆。轻声走上二楼,门口放着四双拖鞋。现在这些还没拆掉的楼房,是拆迁工人们的临时居所。

这些小瓦房是职工用来养鸡养鸭的地方。每人一间,也可以放自家的杂货。这排瓦房总让我想起小时看《儿童文学》时的故事《半夜鸡叫》。有一回清晨,老妈下去喂鸡,发现房间里突然蹲着个小孩,吓了她一跳。原来是「后村」的调皮小鬼,半夜爬过来想偷鸡,结果房顶瓦片年久失修,像木瓜落水般咕咚一下摔了下去,只能侯到天亮。

铁打的宿舍,流水的工人呀。好多的「元素」在看到实景后,从记忆角落里翻检起来,比如这条青石板路,当时不慎弹了好多个玻璃珠儿跌在上面,有些珠子碎了,有些就掉进一旁的臭水沟里,让人没法不记住它。

在家后面的小房间,已经对这个没有印象了,似乎之前在这儿找到凤仙花的植物,把种子都摘了带回家种过。

这栋是小伙伴们的家,左下角的小树长了这么久,还是这么点大,树下有一块方形的大理石砖,我们在这里集合,再一起出发去玩。在这儿我第一次摸到活着的蛇(幼体蛇,大概只有手指粗细),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在三棵高大椰子树下,玩过丢沙包,踢过足球(当时足球是个稀罕玩意儿,在学校都只有几个,我缠着老爸买了一个在家里踢,那阵子的神气呀)。我们把菠萝蜜树的落叶扫到一起,烧得红彤彤,再丢入玻璃珠子,噼里啪啦的,用铁钳子夹出来放在凉水里,珠子里面会裂开,形成很美丽的纹路。

看来拆迁工作挺漫长的,都开始有人养鸡了。它们见我一个陌生人,都跑过来找吃食,这里人应该很少了。

左边的入口进去是球场场地,可以打排球和篮球。图中还有掉了篮板的篮球架子。这里后来弄了一个大铁架子,挂上银幕,就是露天的电影院了。在这里看得最多的就是各类红色影片,偶尔也有香港的武打片。武打片时人气最旺,「后村」中年轻的孩子基本都来了,挤得满满当当,小学校的小卖部,都派人骑着自行车,载了零食、烧烤过来售卖。

冬天时,会有打棉花织棉被的人过来,现场制作,可以向他们买棉花,也可以自己提供棉花,他们负责织被。那是纯粹的手工制作品。

夏天时,会有小马戏团的人过来,唱歌、耍猴、喷火、舞蛇等。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《梦醒时分》,以致现在挺起这首歌,就会想到那个披头散发,搔首弄姿,不知真唱假唱的「艺人歌手」。

压榨车间里锅炉的烟囱。榨期时,烟囱呼呼地向外冒烟,有时是黑灰色,有时候是黄白色。那时候实行三班倒,换班时 24 小时不停炉的烟囱会「呜–」地叫,全厂人都知道要换班啦。每次夜里烟囱叫,我就知道当班的爸爸要回来了,也许是要上班了,因为计划生育时代生下我的缘故,本来有机会升职副书记的他,一直干到退休,还是个车间主任。

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呀。糖厂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,随着断壁残垣,永远留在了这里。今天我记下的,也只是极度私人化的回忆,每个工人子弟都有自己心中糖厂的影子。元旦看了《老炮儿》,有篇影评说,冯导演这是在向他大院子弟的身份告别,宣告自己的「胡同身份」。如果住在一个地方的人群,都有他鲜明的特色。这次回来,我也在找回自己的身份,我永远是工人的子弟,走到哪儿,走多远,都抹不开这段记忆。就在这一年的尾巴,在这段记忆即将随着拆迁渐渐模糊时,能用照片做个记录,不至于会有以后的忘却。糖厂在这改革的大潮中流去,冲刷后除了带不走的砖块瓦砾,想必还是有些东西留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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